【活動紀錄】在地政治史─嘉義的地方派系與政治人物

時間：2012/10/21；14:00~17:00

地點：玉山旅社

主題：在地政治史─嘉義的地方派系與政治人物

書籍文獻：

陳武男，2009，《嘉義「三二事件」之研究──嘉義民眾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抗爭與肆應》。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榮慧，2005，《台灣地方派系黑金政治之研究－以台中縣、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為例比較分析》。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導讀人：施嵩淵（台大城鄉所博士班）

一、文獻摘要：

《三二事件》一文主要探討二二八事件在台灣發展的過程，以及整個事件在嘉義開展的過程。二二八事件在嘉義所產生的反抗是最為激烈也最為持久，死傷也最慘重，作者提到這與嘉義的地方特質有關，但作為一個探討歷史的文本，並沒有多加論述，而比較側重在細緻描述整個事件的發生過程。但在整個過程中不難看到整個嘉義剽悍的民風，以及在面對「公共事件」的熱情程度，這或許可以對嘉義的特質提供一點線索。

「三二事件」在嘉義開展的過程，是在二二八事件後1，透過廣播電台很快傳到嘉義，三月二號當天下午引發了對於外省籍族群以及軍隊的暴力反抗事件，其中包括阿里山鄉鄉長高一生派鄒族族人3/6~3/9四天的行動參與，是其他地方沒有的特色。三月二號下午反抗的民眾開始搜捕嘉義地區的外省人，將他們集中管理，有些外省人則跑到水上機場去躲避。一方面則進攻山仔頂的軍隊，並佔領紅毛埤的軍械庫，以嘉義高中做為反抗的核心。

在這其中參與的有教師、學生、仕紳、平民等、三民主義青年團，他們成立了「嘉義市二二八處理委員會」，試圖在圍攻水上機場的同時，以和平的談判方式解決爭端，但看似爭端平息後，這些人又遭到清算殺害，在這過程中學生的高度參與也是很重要的力量。在這過程中，許多外省籍族群事實上也是受害者，而民眾對於外省籍的仇恨中也是帶有人情與理性運作的，並非一概而論。

《地方政治》則討論了派系發展過程以及黑金政治的起源，不過對於本文而言，比較重要的部分在於看到派系在地方發展的過程。黃榮慧將發展時期畫分為五個時期，1960年前的「派系萌芽期」、1960-1970「雙派系主義時期」、1970-1990「派系復甦時期」、1990-1995「派系交替期」、1995後「派系與黑金結合期」。

二、延伸討論

在黃榮慧提出的這五個時期的過程中，派系的發展越加細緻化，並且與台灣的經濟發展有密切的關係。其中最應當注意的是派系與地方發展的關係。首先派系之所以在台灣發展的過程與二二八的關係，在二二八事件之後，一方面台灣地方領導階層都因為事件被捕殺殆盡，或是移居海外，或是再也不願過問政治，這樣的社會環境給予黨國統治一個培育地方勢力的機會，許家班就在這樣的環境下產生。

在第二個階段則是透過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分立劃分派系，嘉義的黃派、林派就在這樣的脈絡下產生；而蕭家班與曾家則是產生在第三和第四個時期。而往後的發展則更細緻化這樣的派系政治，派系透過經濟的、政治的特權方式更加隱微的運作在市政的發展上，可以更進一步思考的是，這樣的運作在哪些層次上影響我們現在的生活（包括在建設上、市政上）。

三、活動紀錄

        在一個燠熱的午後，綠逗嘉義人在地青年讀書會的成員一個一個悠閒地漫遊聚集到了玉山旅社─那個從日治時期就開始接待自舊北門車站來到嘉義市的旅客的木造老居所。初來乍到，一些嘉義女中的學妹躊躇著不知道該不該進入這個陌生的歷史場景，但本日的主持人施嵩淵學長卻已在北門車站的廣場端詳起一些古物，煞是有趣。事實上，雖然隱身在嘉義市的小角落而不為許多年輕朋友所知，現在的玉山旅社其實已經轉交由洪雅文化協會經營，經過了相當程度的整修與保存後，還賣起了咖啡與下午茶，對於一個即將翻開自己故鄉歷史之頁的讀書會小組來說，是再適合不過的聚會場所。「在地政治史」，一個多麼敏感卻又重要的主題。從日治時期到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嘉義市各個層面的發展都與政治息息相關，就連玉山旅社背後所象徵的整個阿里山林業，其實都是在日本人現代化林工業以及鐵路工業的引入所帶來的繁榮。即使到了解嚴後的現在，地方觀光、文化政策的發展還是極度受到經費與樁腳文化所影響。因此，我們決定先將眼光看向過去的城市，或許才能知道如何處理現在的困境，以及擬定未來的發展。

        讀書會一開始，嵩淵學長就開宗明義的提出他的假設：看似單一事件的二二八與白色恐怖，事實上與地方政治派系的發展是脫離不了關係的。他認為，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政治冷感以及菁英的肅清，正是方便國民黨政權安插樁腳的好契機；當嘉義市的台籍菁英，如陳澄波，被一律槍殺時，國民黨不僅不必害怕異議，更可以藉由操縱地方普選來控制地方發展。然而，歷史往往不是如同一方所計畫的進行。在這段期間，嘉義市的地方政治雖然也如其他地區一般充滿背後的利益糾葛以及血腥算計，但，二二八抗爭的長期持續、許家班的女性首長傳統等等，都是嘉義比起它區更為特別的現象，值得我們以辯證的角度深入探討。

        在《三二事件》（嘉義市的「二二八」到三月二號才發生）一文中，記錄了嘉義地區的二二八概況。學長提到，日治時期的嘉義市，事實上是高度現代化的都市，不僅街道經過完善的籌畫（在大地震過後重新設計），糖廠工業（嘉義縣的南靖糖廠）、阿里山林業（北門車站）也都發展得極好，人民在非政治的生活上其實應該過得不錯。然而，這樣的「美好」，在國民黨政府到來後，就被殘酷的打碎了。原本以為回歸祖國能夠在政治生活上不受到歧視的台灣人、嘉義人，卻面臨到極大的打擊，不僅政府貪汙以及打壓台籍菁英，原本在工廠上班的工人們也因外省人接管而失業。相對比較起來，日本人的統治確實比國民黨政府人性化、理性，而台灣民眾為何會產生如此龐大的相對剝奪感也是可以理解的。

        陳武男在文章中寫道，在台北的抗爭民眾藉由廣播電台進行抗爭聯合，因此嘉義民眾也在三月二號加入行動，將城市中的外省人全部抓起來，關到幾個特定的場所監管（相關針對外省人的仇恨行為，可參考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到了這個時間點，整個城市已經成為無政府的戰場，一般民眾躲到房屋內避開槍砲，而學生、老師、民兵，及嘉義地區特有的鄒族原住民（高一生）則聯合在四天內奪下被國民黨軍隊作為制高點砲擊場所的嘉義高中、軍營、紅毛埤（現蘭潭水庫）的軍械庫、廣播塔等等重要場所，並以嘉義高中和嘉義農專（現嘉義大學蘭潭校區）作為反抗的基地。然而，原本的勝利在國民黨的中國本部大軍來到之後，就馬上化為泡影。嵩淵學長根據自己父親的經驗告訴我們，當時國民黨大軍來到嘉義高中之後，馬上進行無差別屠殺，現場血流成河，而其父親則因友人先行通知而可以逃生，但死傷的學生早已經不計其數，甚至有學生因為一槍未死，而後被補數槍。而最後，當陳澄波以及許多地方菁英、學生、民眾一起到水上機場與外省人談判時，卻又全部被捕；而陳澄波，一位在日本帝展得過獎項的優秀畫家，更是從今天的中山路被一路拖行至火車站前，槍斃而亡。據說，沿路觀看的嘉義民眾無不泣不成聲。

        於此，我們可以發現國民黨毫無理性的暴政，根本不將「台灣人」作為自己的同胞或者國人看待，而是視為「次等公民」、「日本奴」的存在。對我們來說難以想像的是，許多在當時與我們相同年紀的嘉義高中嘉義女中的學長學姊，就這樣子命喪黃泉，甚至不得善終（屍體全部集中至紅毛埤）。

        緊接著，在《地方政治》一文中，我們更難以想像的事情加速的發生著。根據黃榮慧劃分的五個地方政治發展期，我們試著將嘉義市的政治發展「對號入座」。首先，1950年開始地方普選，「派系萌芽期」於焉而生。在這個時間點，我們看到了許家班的崛起。許家班作為地方菁英，在二二八期間選擇前往台北陽明山避難，因此得以幸免於難。待至政治局勢穩定後返回的許世賢女士，決心參與公共事務，不僅先於省議會擔任人民的喉舌，與其他五名得到台灣民眾信任的議員被人合稱「五龍一鳳」，後更回到家鄉參選市長，並在60年代末期當選，從此展開許家班（包括許多與之合作的邊緣家族）在嘉義的長耕。1960年代開始，則是「雙派系主義時期」，政治勢力逐漸發展為「金權」與「政權」互相操控，分別對應到的是掌握農會的林派以及掌握政府的黃派。事實上，目前嘉義市市長黃敏惠，即是出自黃派的脈絡。嘉義（與台灣）的地方政治就這樣被掌握不同資源的勢力分割、妥協、交換等等，切割的七零八落，人民也難以參與。甚至，到了90年後的「派系交替期」時，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因為民主化的壓力，而必須擺脫掌握太多派系資源的嫌疑，因此創造出更多的小派系來轉移責任。目前地方上的鄉長里長即是轉移權力與責任的結果，也是兩個政黨互相在地方上角逐安插樁腳的背後原因。95年後，這樣的地方小團體又混入了黑道勢力，許多政策背後的資金有黑道的錢財支撐，因此人稱「黑金政治」。

        由此看來，台灣的地方政治會如此的零落、片段、錯綜複雜，並充滿著權力糾葛的原因，或許真的可以上溯至二二八時期造成的政治肅清，以及國民黨延續的貪汙政策所造成。畢竟，除了許家班外，所有的菁英都已死亡了。因此，許家班以及後來的黃林二勢力才能穩坐江山。雖然許世賢市長極力建設嘉義市，但整個政府以及地方勢力的體制都不是合理的民主政治，不僅握有農經實力以及政府位置的人就是主人，後來分裂出的地方鄉里長更是此現象的延續。到了現代，政府體系仍然沒有經過完善的轉型正義（例如全面的檢討與改革），而嘉義市的選舉也常常還是只有將熱情關注在「特定政治議題」，並且只有特定時間才會顯現。雖然，陳武男認為嘉義市的「剽悍民風」，或者我們討論到的邊陲小城的特性，可能是嘉義市能夠產生較為理性的女性市場以及如「選舉之夜」（每到選舉在噴水池圓環分為兩黨互相叫陣）等較具自主性政治的原因，但整體看來，嘉義市仍然難以免於整個戒嚴時期以及後戒嚴時期的政治傷害。

        事實上，當我們討論到嘉義市的二二八紀念館時，這點就再明顯不過。在嘉義，政府利用BOT的方式建造了許多公共設施，諸如近年來大量建造的公園、北門驛園區等等。然而，具備政治意味的二二八紀念園區，即使就在當初遭受大量屠殺的嘉義高中旁，仍然絲毫不受重視。政府不僅幾乎完全沒在公園辦過活動，也沒有任何標誌與宣傳引導民眾至二二八公園休憩並了解歷史。事實上，若造訪該園區，你會發現那邊只有兩三位年邁的志工守候，沒有任何資源分配可言。而嘉義高中的學生更不可能在下課後特定到公園了解歷史（嵩淵學長表示，只有他這種怪咖才會在下課後到那邊散心，其他人根本不知道那棟建築是什麼）。如此，我們可以發現，市政府根本不重視轉型正義以及族群和解，好像只要蓋一方公園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而後代就算不了解二二八也沒關係。這對我們來說是個震驚的體驗，因為身為嘉義高中學生的我們，確實是沒有機會得知自己的學長、祖先曾經在學校中被威權這樣殘酷的對待的。

        當我們最後一起散步到新成立的北門驛園區（檜意森活村）時，我們進行了一場簡單的田野訪問。人很健談的志工叔叔告訴我們，這個觀光園區的興建事實上背後的確充滿著財團與政府的糾葛的。原本，一個好好的歷史古蹟的還原應該是民眾的權益；然而，在前述提到的雙軌政治權力的影響下，我們仍舊可以看到威權體制的痕跡，或者是不民主的政治。究竟，嘉義市的未來該如何擺脫這樣的寡頭政治而走向更民主，更貼近我們生活的政治呢？換句話說，我們該怎麼從歷史中學取教訓呢？我想，這就是往後的課題了。